浅谈心性学与城市精神(简子)
日期:2016-09-27     来源: 连云港传媒网

【连云港传媒网】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都需要有自己的精神。一个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的人,是没有魅力和吸引力的,甚至如同行尸走肉;同样,一座没有人文精神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既空洞又缺乏内涵,只不过是一堆建筑积木的空间堆集与扩大。可以说,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建筑风格、市民文明程度、价值取向等的综合体,集中展现了一座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神面貌。城市精神不是几个标志性建筑就能代表的,也不是曾经的文化辉煌。在城市文明进程中,城市精神展现的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生机。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在长期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品格,是城市的灵魂和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城市精神不仅是引领城市发展的旗帜,而且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对于一座城市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需要精神,是因为人需要精神,人和城市都需要精神来提升自己的质量,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世俗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中,人们对于金钱和物欲的疯狂追逐,几乎成了人生的惟一目标和动力。纯粹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不再能够打动人,或者顶多止于文化的、精神的“生活”。哲学、美学和历史,人们更是弃之如弊履。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几乎成为人们的全部精神信条。个人精神的缺失和社会道德观念的滑坡,必然导致了城市精神的衰退萎缩。因为每一座城市都是由千万个体组成,每个人的精气神,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城市的气质,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潜力。所以构建城市精神,实际上也是重建人文精神。而心性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其内容非常丰富,广泛涉及天人关系、理想人格、道德理性及精神修养等诸多人生问题。它所蕴含的教育人如何按照人的规定来做人,如何重视人的精神价值,如何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等重要的内容,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弘扬心性学,将有力助推城市精神的构建。

心性学亦称心性论,指“心”和“性”,是和心性相关的理论或学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安宪认为:心性论所探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人的本性、本心如何的问题,二、人的精神追求的问题,三、人的精神修养的问题。战国时孟子有“尽心知性”之说。其后佛教各宗盛谈心性,禅宗认为心即是性,倡导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宋儒亦喜谈心性,但各家解说亦不一。心性学内容非常丰富,强调的就是人应该挺立于天地之间,通过读书明道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自我确立,自我把握,自我修炼,自我成长,实现安身立命,乐天知命,走向内圣外王的道路,顶天立地。

城市精神是在城市整个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贯穿于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特征。历史性即传统性,亦即贯穿于城市文脉之中、反映市民传统行为方式的核心价值观。而重视人的精神价值,这是心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论语》中所褒扬的“孔颜乐处”,记载了孔子对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的赞叹。这里所赞叹的是对于精神价值的推重,是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主张人要超越对于功名富贵的庸俗计较和追求,而去追求那高远淡泊的精神境界和安身立命的道德情操。孟子强调“人与禽兽相异者几希”,认为正是人的精神价值使得人不同于动物。朱熹,突出的强调人的心性的价值和意义。他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四书集注》)朱熹还主张“心统性情”,强调主体精神的统领作用。他说:“仁义礼智,性也,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情也,用也。统情情该体用者,心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六)“性以理言,情乃发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朱子语类》卷五)重视对于心性修养这种精神价值的追求,无论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还是胡宏、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王守仁、刘宗周,他们都是重视人生的精神价值的典范,都是体验“孔颜乐处”的力行者。这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追求,就是心性学所强调的内圣精神,它构成心性学最基本的特征。有研究证明,人生对于真、善、美等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过对于感官欲望的满足的享受。在保障其生命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把人的精神价值提到更高的位置。安顿好人的精神和心灵,是保障人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是促使人成长为真正的人、纯粹的人的重要条件。无神论者虽然不相信宗教主张的神灵崇拜,但同样重视众生之心灵的安顿,强调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尊重。城市精神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的精神和气质表现出来的。人们把多少理想、个性、激情融入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就会拥有多强的个性魅力。这些积淀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文化底蕴、行为准则、生活方式等,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提炼、整合,培育出了群体的价值观和集体意识。这个群体的意识和行为,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并日益塑造着城市的精神。

城市精神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一种群体意识,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综合体现,是该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是精神基础。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一个城市的精神总是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精神的民族性,既体现着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也体现着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反省。心性学主张凡人通过生活实践和内在修炼,把握生命本体,实现安身立命,乐天知命,进而成圣成贤。顾炎武按孟子心性学的思路将天下归本于人心,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天下兴亡的责任应该落到天下每个人身上,所谓“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观,具有了近世“天下人共治天下”的民主治理观念。事实上,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城市是同一定民族和国家相联系的,任何城市都是在民族文化摇篮和社会历史变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必然打上民族和国家的烙印。因此,城市精神根植于民族精神,服务于国家精神,是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凝聚点和闪光点,是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城市发展乃至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

城市精神也是一种时代精神。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铸造一种能够反映那个时代主题和时代要求的时代精神。现时代是一个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时代,也是一个竞争激烈、博采众长的时代,体现在城市发展上尤其突出。时代性,指涌动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核心的时代精神,或核心的城市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性而言,时代精神即城市精神中对应于城市传统的另一价值观层面。一座城市在纷纭繁复的时代环境中所蕴含的欲望、冲动、心志和梦想,以及区别于其它城市的独特生命活力和求新、求变的发展后劲,都通过城市的核心时代精神来集中诉求。城市精神既反映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又兼具时代特色;既能展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闪耀着经久不衰的灿烂光辉。城市精神要深入民心,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就必然要反映时代特征、体现时代要求,具有时代性特征。从动态的角度看,任何城市精神中,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现实性的时代精神要素。尤其处在社会和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精神更其明显。时代精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体现民族特质、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城市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现代城市是开放的、多元的、宽容的,应能够吸纳一切、包容一切、融化一切。一个与时俱进的城市,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弘扬和培育反映时代要求、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型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得以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提升从而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机活力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动力。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便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甲骨金文中虽有仁字,但那是“人相偶”的意思,而非后来孔子所说:“仁者,爱人”之义。“爱人”是“人相偶”之仁的内在深层义蕴和对“人相偶”相互关系本质的探讨,是仁的义蕴的一次升华。孔子之仁并非无所谓,亦非无所为;既有所指,亦有其的。仁的价值和功能,不仅是调整生产方式变革、礼乐典章、观念转变的外在方法、工具和钥匙,而且是和谐三者的内在原则、原理和规范。在春秋时期,名义上还存在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周王朝,但事实上存在着周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以及各诸侯国之间与诸侯国内部复杂的权力、财产再分配的问题,即“公室”与“私室”、“公田”与“私田”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酿成战争和杀戮,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结果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残酷的灾难和痛苦。孔子谋求一种新的解决冲突的方法,把外在战争与杀戮的手段,转化为主体人自身内在道德意识的自律。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仁爱精神,使采取极端的战争等手段转变为推己及人的道德自律的方法。这种转变使暴力消融在道德之中,权力、财产的再分配,转化为道德的自律原则。这虽不是取消春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权力、财产的再分配,但希望这种再分配以道德理性的方式进行,以使社会能够在正常运作中,实行生产方式的变革。如何进行仁的道德修养,促使道德观念的转换。孔子认为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从居处、做事、与人三个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中最基本方面做起,并能坚持不懈,不因环境改变而放弃,便能转变人的道德行为,而合乎仁。从性格和外在表现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具有刚强、果决性格和气质,外表朴实、不轻言的人,与仁接近;反之,“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的道德修养是从里到外、从心性到行为的修养过程。孔子道德观念的转换,首先揭示了道德价值来源于主体人的内在心性精神,而非外在客体天神的赐予,上帝的给出,即由“言孝必及神”(《国语·周语》)到孝为仁之本;其次是使笼统的德目,具有具体的可操作性,给人以如何做、怎样做的价值导向。而后世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借助经典来阐述时代精神或者发挥自已的新见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是沿着这一路数下来的。

心性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生命本体与世界本体的统一,心性学认为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最为宝贵。人的精神价值则是心性学强调的核心价值,道德的理性和道德的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很少讨论世界本体之类的问题;但是,他断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人自身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认为离开了人的心灵去讨论世界本体,没有什么意义。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向善的因素(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人生何以实现善的德性?则是个人后天自我努力的结果。而只有真正体认了内在生命的仁心和创造性,人才能完成安身立命的理想,实现生命自身的意义。在宋明心性学家看来,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本体密不可分。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同上书卷一八)“仁”与“理”都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地的生生之德便是所谓的“仁”。王阳明也曾经明确提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下)无论宋明心性学家对于本体的强调如何千差万别,却都是联系着人生讨论世界本体问题,都是主张通过学术的研究和精神的修炼,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确立与人生密切相关的世界本体;“为生民立命”,就是强调人生的道德理性和道德自觉;为往圣继绝学,则是强调自觉继承先秦儒学的道统意识;为万世开太平,更是为社会和人生创造美好未来的历史使命感。张载的“四句诀”,真正把人生的生命本体与天地本体统一了起来。

城市精神正是这样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就是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的精神。具体地说,人文精神则是指内含在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境界、理想、文明程度和道德追求。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既与以神为中心的宗教精神有别,也与以物为中心、见物不见人的商品拜物教不同。城市是文化的中心,城市应该是凸现人文精神的地方。每个城市,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文化品味,艺术韵味和个性魅力。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是城市精神文化的本质。城市精神好比一条龙,人文精神就是龙的眼睛。一个人文精神缺失、毫无文化特色的平庸城市是缺乏凝聚力的。城市呼唤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呼唤重视人的生存环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改善人的情感生活,完善人的道德理想。

总之,心性学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所在,恰如其分地将“知行合一”、“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万物一体之仁”等运用于城市精神的塑造和构建中,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可能会事半功倍。这也是心性学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责编: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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